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潘查纳坦（S.Panchanathan）突然辞职。《科学》（Science）杂志称，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下令削减 NSF 年度经费的 55%，并裁撤一千七百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半，潘查纳坦无法服从只好辞职。三十日，NSF 员工又收到 “停止所有基金资助项目拨款，包括新批准的和现有的科研项目” 的通知。
NSF 曾被视为美国的 “基础科学堡垒”，但科学界人士的哀痛背后，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是：这座 “堡垒” 在数十年的内部缠斗中早已沦陷。
一、被神化的 “基础科学堡垒”
提起美国科技，“重视基础科学” 几乎是公认的 “标准答案”。这种认知形成了一条看似天经地义的链条：美国科技先进→因为重视基础科学→因此要强大必须重视基础科学。
但这个链条的关键环节 ——“美国重视基础科学”—— 却缺乏实证支撑。多年来，支持者唯一的论据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的理念。但将 “布什的想法” 等同于 “美国的国策”，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假定。
2021 年，《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一文引发剧烈争议，恰恰暴露了这个 “标准答案” 的脆弱性。当人们试图为 “美国重视基础科学” 寻找具体证据时，会发现除了布什的报告，几乎无迹可寻。
二、布什的理想与 NSF 的诞生
二战后，美国关于科研资助的理念存在两大分歧：以布什为代表，主张建立由科学家管理、专注 “纯科学研究” 的基金，远离政治和短期实用压力；以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基尔戈（H.Kilgore）为代表，主张科研应服务于国家实际需求，资助应用研究的政府实验室。
1944 年，罗斯福要求布什提交关于战后科学发展的报告。布什组织四个委员会撰写报告，最终形成《科学：无尽的前沿》，核心愿景是打造一片 “纯科学绿洲”。但 1945 年报告提交时，罗斯福已去世，继任的杜鲁门对其并不重视。
经过五年努力，NSF 终于在 1950 年成立。但这个被后世神化的机构，从诞生起就未实现布什的愿景：第一年经费仅 15 万美元，此后长期仅占美国年度科技研发总经费的 1.5% 左右。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布什的理想从未真正落地。
三、内部缠斗：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权力争夺
NSF 成立七十余年来，布什的 “纯科学” 理念始终面临两大挑战：工程学等应用领域要求平等地位，国会要求科研服务于国家利益。这两场内部斗争，逐渐瓦解了基础科学的主导地位。
（1）工程学的 “平权运动”
NSF 首届管理机构 “国家科学委员会”（NSB）中，物理学家占绝对多数，唯一的工程师处于权力边缘。初期 NSF 对 “基础科学” 的倾斜近乎极端 —— 只要提案涉及实际用途，就可能被直接拒绝。
这种倾向引发工程师群体的强烈不满。1960 年，社会科学在 NSF 成立单独办公室，更激化了工程师的不平：“为何社会科学有专属领地，工程学却没有？”
1964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沃克（E.Walker）的推动下，NSF 终于成立独立的工程部，与数学物理、生物医学、社会科学部并列。这是应用技术首次在 “基础科学堡垒” 中获得正式席位。
（2）国会的 “实用主义” 改造
1965 年，达达里奥（E.Daddario）主导对 NSF 的全面审查，直指其 “被动等待申请、脱离社会需求” 的模式过时。1968 年，“达达里奥法案”（90-407 号公法）通过，首次将 “应用研究” 纳入 NSF 职能，授权其 “支持与国家问题相关的应用科学研究”。
这一法案是 NSF 使命的转折点。《科学》杂志当时就预警：“NSF 将逐渐被迫支持科学应用，而非专注于知识增量。”
1981 年，NSF 成立独立的工程理事会，涵盖电气、计算机、机械等多个领域，应用技术的地盘进一步扩大。1985 年，第 99—159 号公法修订 NSF 法案，在 36 处 “科学” 后加入 “工程学”，在 3 处 “科学家” 后加入 “工程师”。工程学终于在法律层面与科学 “平起平坐”。
到 1992 年，NSF 面临 “介入应用领域、保持现状、回归初心” 的三重选择。前主任布洛赫的表态耐人寻味：“布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时候重塑 NSF 了。”
四、法案改写：从 “无尽前沿” 到 “技术优先”
2000 年后，中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2000-2017 年年均增长超 17%）引发美国焦虑。2020 年，《无尽前沿法案》出台，名义上致敬布什的报告，实则彻底背离其理念。
该法案将 “技术” 一词提及 231 次，“科学” 仅 163 次，“基础研究” 仅 1 次；主张 NSF 更名为 “美国科学与技术基金会”，并设立 “技术理事会”，未来五年获得 1000 亿美元资金 —— 体量远超 NSF 原有核心主体。
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成为这场转型的里程碑。法案向半导体行业提供 527 亿美元，向联邦科研机构提供约 2000 亿美元，其中 NSF 的两个应用技术理事会拨款占比大幅上升。法案中 14 次提及 “中国”，清晰表明其服务于国家竞争的实用导向。
至此，NSF 已从 “纯科学堡垒” 彻底转变为 “基础与应用并重” 的机构，官网明确写道：“我们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也支持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研究。”
五、沦陷的本质：使命偏移与政治捆绑
美国基础科学的内部沦陷，本质是三重偏移的结果：
资源分配偏移：NSF 经费长期仅占全美研发总经费的 1.5%，且其中越来越多流向应用领域。基础科学从 “核心使命” 降为 “选项之一”。
机构使命偏移：从布什设想的 “远离政治的纯科学绿洲”，变为深度绑定国家利益的工具。NSF 主任任期设计本为 6 年以脱离总统周期，但如今已深度卷入政党博弈 —— 特朗普削减经费只是最新例证。
价值排序偏移：从 “知识增量优先” 转为 “实用价值优先”。欧洲诞生了万有引力、相对论、双螺旋等顶尖基础成果，却多由美国转化为经济果实，这种 “欧洲种树、美国摘果” 的模式，反过来强化了美国对应用技术的倾斜。
六、反思：基础科学的 “神话” 与现实
历史早已证明：基础科学成果无法申请专利，一旦诞生即为全人类共享。若缺乏强大的产业和应用能力，基础研究很可能 “为他人作嫁衣裳”。
美国的案例更揭示一个悖论：当人们坚信 “美国因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 时，会陷入逻辑困局 —— 若美国不重视基础科学却仍强大，说明基础科学并非必需；若美国因不重视而衰落，则 “重视基础科学” 的神话不攻自破。
NSF 的沦陷，不是某届政府的偶然行为，而是美国科研体系内部实用主义对纯科学理想的长期胜利。这场从内部发生的变革，或许比任何外部竞争都更能改写全球科技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