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云南民宿圈因一场集体维权风波陷入沸腾。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这家2024年经民政厅批准、由文旅厅和商务厅指导的省级行会，公开号召旗下7000家会员单位集体举报携程，不仅正式向监管部门递交投诉材料，更明确表示将保留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权利。这场牵扯15万云南民宿从业者生计的维权行动，再次将携程推上舆论风口，也让其半年内第三次因不正当竞争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此前，贵州、郑州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先后对携程发起约谈，核心问题均聚焦于强制调价、限制商家自主经营等“老毛病”。从监管约谈后的口头整改承诺，到如今引发省级行业协会公开“翻脸”，携程的违规操作为何屡禁不止？是平台经济普遍存在的行业通病，还是企业自身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机会主义选择？这场风波将诸多深层质疑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

一、“调价助手”成导火索，霸王操作挤压商家生存空间

此次矛盾的爆发，源于携程一款名为“调价助手”的工具。多位酒店民宿经营者吐槽，这款工具堪称“霸王条款”的具象化——不仅被强制开通，还能暗中抓取其他平台的房价数据，在未经商家同意的情况下自动下调价格，即便商家手动调整恢复原价，最快8分钟就会被系统再次篡改。在今年五一旅游旺季，部分民宿房价被直接腰斩，本就利润微薄的小本生意根本难以承受。

《人民日报》此前调查显示，类似问题并非个例，携程《“调价助手”服务开通确认书》中，并未明确调价的时间、幅度与具体规则，仅模糊约定“酒店可申请退出”，却未保障商家对调价动态的知情权，导致不少经营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经营困境。更让商家不满的是佣金压力的持续攀升，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直言，携程佣金已从2020年的8%-10%涨至如今的12%-18%，逼近民宿行业平均毛利率，再叠加隐性收费、流量屏蔽等操作，从业者生存举步维艰。

商家的集中抱怨很快引发监管介入。2025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携程、美团等5家平台，直指“二选一”、价格欺诈等行业乱象；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更为强硬，不仅向携程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修订合同条款、优化调价工具、建立问责机制，还明确认定其行为违反《电子商务法》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据悉，携程内部虽做了小幅调整，将调价助手设为默认关闭并开放退出通道，但全程未作公开说明，监管层面的整改闭环尚未形成，商家的不满情绪也未得到根本缓解。

二、地域维权集中爆发，背后是文旅经济的利益博弈

细究不难发现，率先对携程发难的云南、贵州、郑州，均是对旅游拉动消费与经济增长抱有极高期待的地区。贵州坐拥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等核心文旅资源，郑州倾力打造《只有河南》等现象级文旅IP，而云南的民宿产业更是直接关联15万人的就业生计，文旅经济已成为这些地区的重要支柱。

对这些地区而言，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既是保障民生的需要，也是吸引游客、放大文旅投入效益的关键。但携程的大数据杀熟、强制调价等操作，不仅直接损害本地商家利益，还可能因消费体验不佳吓跑游客，让地方前期的文旅投入大打折扣。因此，地方监管部门的主动出手，既是对本地经营主体的保护，也是向市场释放“消费无猫腻”的信号，为区域文旅经济保驾护航。

三、屡教不改的核心：垄断地位撑腰，违规成本过低

携程之所以敢在监管约谈后仍我行我素，核心源于三重因素的叠加，使其陷入“违规-约谈-轻微整改-再违规”的恶性循环。其一，垄断地位稳固且难以撼动。交银国际数据显示，2024年携程系在在线旅游市场的份额超过72%，尤其在云南中高端民宿预订领域几乎一家独大，商家对平台形成高度依赖，离开平台便面临客源断层，只能忍气吞声接受不合理条款。

其二，高额利润的诱惑远超违规成本。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携程归母净利润同比飙升192.6%，达199亿元，单季盈利规模甚至超过同期贵州茅台，而这些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正是通过挤压商家利润空间实现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戴龙指出，“调价助手”本质上是不正当竞争工具，平台通过牺牲商家利益巩固流量霸权，无论商家盈亏，平台都能通过佣金抽成获利，这种盈利模式让其缺乏主动整改的动力。

其三，监管取证难度大，执法威慑不足。算法调价、流量暗箱操作等行为均隐藏在平台后台，监管部门调查需突破技术壁垒，耗时费力且取证困难，加之现有处罚力度往往难以对体量庞大的携程形成“痛感”，难以形成有效约束。更值得关注的是，公众对民宿商家的同情度普遍较低，多数人认为“开酒店民宿有利可图”，甚至将其视为“大数据杀熟”的合谋者，这种舆论环境让商家维权缺乏社会支持，进一步降低了问题解决的效率。

四、破局之路：平台转型与监管升级缺一不可

破解当前困局，关键在于携程能否摒弃短期套利思维，同时推动监管能力与平台治理水平同步升级。从平台层面看，首要任务是实现规则透明化，彻底删除“二选一”等霸王条款，佣金的收取标准、调整机制需与商家充分沟通并公开公示；其次，技术操作要阳光化，调价规则、流量分配标准应主动公开，并向监管部门开放数据接口，接受全流程监督；最后，需重构盈利模式，摆脱对佣金抽成的过度依赖，通过提供数字化运营、精准营销等增值服务，实现“与商家共赢”而非“向商家吸血”。

从监管层面而言，也需针对性提升治理能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建议，可依法对平台算法开展代码审计，强化数字证据获取能力，破解取证难题；同时应制定更严格的处罚标准，提高平台违规成本，形成有效执法威慑。此外，加强与行业协会的协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也能凝聚监管合力，更精准地响应商家诉求。

值得深思的是，在整个服务业承压前行的背景下，携程的高额盈利本身就暗藏隐忧——当平台利益与行业生态、商家权益持续对立，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发展。打破当前板结的行业格局，既需要携程展现经营智慧，真正践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共赢理念，也期待更多新玩家入局，通过竞争激活市场活力，为消费者与商家提供更多选择。而这场云南民宿的集体维权，或许能成为推动在线旅游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契机。